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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40年仅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代代未检人来说，40年，是从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蹒跚起步的40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筑起“四大检察”综合履职、“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系统格局的40年，更是照亮一个又一个迷途少年归程、让受害儿童走出阴霾的40年。40年来，变的是理念的深化、手段的丰富、格局的拓展，不变的是护佑少年成长的初心。

　　近日，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原未检科科长周小萍、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顾琤琮、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蒲公英”未检团队负责人徐丽春共同做客检察日报“正义会客厅”，讲述三代未检人坚守与传承的故事。

　　记者：周老师您好！您是在1992年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成立全国首个独立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科室后，较早参与这项工作的成员之一。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要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管未成年人的案子？

　　周小萍：90年代经济发展快，社会变化比较大，未成年人案件数量逐渐上升。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一直把未成年人案件和成年人案件放在一起，一起捕、一起诉、一起判，效果不太好。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要在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社会情况和犯罪原因之后，再根据他的行为表现审查是不是构成犯罪。如果不给他机会、一味从严处置，损失的不只是他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设想，可以通过“教育、感化、挽救”的方法把工作做深做细。如果未成年人检察科室不成立，隶属在成年人犯罪检察部门里，那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精力去探索。《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提到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我们以此为参考，成立了未检办案科室，开始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周小萍：过去办案时，我们坚持六字方针，就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后来，未成年人保护法经过多次修改已经非常完善，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保护机制和格局。

　　周小萍：我印象中有两个案子。第一个案子，这孩子以前被人抢劫过，是被害人，后来结识了一些不好的朋友，也去参与了抢劫。办案过程中，我们感觉他一点也不懂法，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所以我们在审讯时增加了法治宣传教育，他现场痛哭流涕。我看到他确实认识到了错误，于是没有批捕。当时，虹口区检察院和企业合作建立了一个“阳光基地”，不捕以后我们就把他送了过去，有师傅带他学习技能，还会学习法律知识。工作空闲时我们也会经常去看看他。这个孩子一直很感激党和政府的关心，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公民。

　　另外一个案子中，孩子从小没有父亲，母亲是残疾人，独自把他拉扯大，对他的关心比较少。他参与了一起抢劫案，后来被判决了。我们当时跟他说，你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如果你出来以后有困难、有问题可以找我们检察官。孩子服刑期间，他妈妈一个人生活，经济上有困难，我们就尽力资助一点。孩子出狱以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当邮递员送信。当时他们每人分了一辆自行车，但是他在送信的过程中车子被偷了，便联系了我们，我们就凑钱送了他一辆自行车，嘱咐他一定要珍惜这份工作。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母亲直到现在还会时常跟我们科里的联系，打电话跟我们汇报近况，欣慰地说孩子很孝顺。

　　记者：顾主任，您是首届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标兵第一名。在您看来，一个优秀的未检检察官，需要具备的能力有哪些？

　　顾琤琮：我觉得最需要的是“看见”的能力。看见案卷，看见孩子，也看见未来。看见案卷，是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更好地去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严格依法办理案件。看见孩子，更多的是要以更科学和更专业的视角来理解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来思考孩子未来的发展可能性。看见未来，是要能够有效地凝聚共识、协同各方。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要通过案卷来看到背后存在的家庭、学校、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要真的走出案卷，走进孩子学习、生活、成长的各个场景当中，去看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够用更好的检察履职，促推各个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其中，消除可能会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风险，让国家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规定，都能够真正地落地落实也落细。

　　记者：您带领团队打造了“沪未来”未检工作品牌，近年来凝聚了哪些力量，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顾琤琮：它是上海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和发展40年的缩影，也是一代代上海未检人守正创新、奉献青春的体现。这个品牌也是党建业务融合的工作品牌，凝聚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共识。

　　检察履职就是要立足办案监督来督促一些主体承担责任：我们和市妇联一起构建了监护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深度衔接机制；在学校保护中联合市教委一起推出控辍保学、检校问诊、防止学生欺凌的手册，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我们广泛凝聚社会保护力量，比如我们协同共青团升级组建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发布了地方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我们还会同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部门，在点播影院、密室剧本杀、盲盒交易等各种新兴业态场景中，一起推动健全监管规范；我们还构建了网络保护的四方协同机制，和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文旅执法部门等共同创建、推出了很多全国首个行业指引或地方性规范；在政府保护方面，会同市民政部门深入推广“未保站”的法治检察官兼任“法治副站长”机制，很快就实现了基层“未保站”和“法治副站长”的全覆盖，让法治保障能够延伸到孩子身边的每一个地方，就像这个法治成长地图，孩子的保护都在他们的身边；在司法保护当中，让罪错未成年人更早得到干预，能够实现犯罪预防，我们构建起优化法律援助、儿童权益代表这些制度，让诉讼中的各方都成为孩子最温暖的陪伴，我们还协同法院让刑事惩罚和家庭监护督促、民事行政权益保护都能够一体落实。

　　所以我觉得这种协同共治就是破解保护难题的金钥匙，需要党委的领导、政府的参与和负责部门的协同，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才能够把保护未成年人这张网织得更密、织得更好。

　　记者：您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由上海创新探索的入职查询等制度被写进了法律。这一步是怎么走成的？

　　顾琤琮：我们今年梳理上海未检40年发展，发现多项首创性的制度被国家法律规范所吸收或者是被全国推广，成为全国的经验做法，它们都是来自实践中的线年开始，长宁的第一份社会调查报告，犯罪记录封存的探索、合适成年人等制度，都是围绕罪错未成年人的有效教育矫正，是他们在回归社区、回归学校、回归家庭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制度保证，所以我们的前辈们就首先跨前一步做了探索。

　　在它是真问题的基础上，在基层实践当中，通过长时间探索、推动不断完善。像长宁在1992年的时候提出了“社会观护员”这个概念，1993年就制定制度，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上海市检察院不断推进，到2003年，闵行区检察院提出社会观护体系，并在2014年、2016年持续升级，成为未检社会支持体系，最终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些制度的探索都是在个案基础上，不断提升规范程度，通过代表、委员建议等方式，让社会各界形成共识，然后再推动立法，最后成为法律制度。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15年奉贤区探索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保护制度，也是全国最早探索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和入职查询制度的地方之一。近期，我们关注到在新业态领域当中有一些“陪练陪游”的行业，行业属性不太明确，监管的法律规定相对空白或者滞后，把相关的问题汇总起来，通过办案监督积极地去推动解决，并形成专报向党委、政府报告。今年，我们推动了《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订，把这种提供互动娱乐服务的行业纳入监管范围。这是未检工作一个很大的特点。

　　记者：徐检察官，您是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蒲公英”未检团队的负责人。据了解，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成立了全市第一家检校问诊室，请问这个“问诊”具体是如何开展的？

　　徐丽春：自2019年起，全市检察机关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全面推开法治副校长履职工作。在普法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学生询问网络纠纷如何处理，老师也咨询校园学生欺凌的防治问题。为回应这些更多元的法治需求，2021年，在上海市检察院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全市首家“蒲公英”检校问诊室。

　　该问诊室的核心做法是：检察官化身“法治医生”，通过“坐堂问诊”与“定期巡诊”，主动了解学校在犯罪预防、家校矛盾化解处置等方面存在的各类法治需求。针对具体问题，我们开展一对一的问诊，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并开出相应的“法治处方”，助力学校化解矛盾。

　　记者：2024年，普陀区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并推动体育行业设立强制报告联络员制度，为什么把目光投向这些新领域？

　　徐丽春：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及成长环境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检察机关依托司法保护，需要更多地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其他“五大保护”，实现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综合保护。未检工作的保护视角始终随着孩子们成长轨迹的变化而延伸——孩子们到哪里，检察保护就要跟到哪里。

　　我们制定《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源于一起案件。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曾办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这名学生平时喜欢购买盲盒，先在线下地铁站内的盲盒小店偷了50多个盲盒，后因发现并非心仪的“隐藏款”，便通过网络盲盒交易平台进行线上销赃，用所得款项继续购买盲盒。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针对其沉迷盲盒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矫治，帮助他改变不良行为，最终顺利考取大学。

　　由于涉案网络平台的注册地在普陀区，为进一步延伸保护视角，铁路运输检察院将线索移交给我们。收到线索后，我们立即开展体验式调查，下载该App后发现：其青少年用户群体庞大，但并未设置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缺乏对未成年人使用时间、权限和消费的管理功能，还可能存在不良信息内容。

　　为此，我们一方面通过公益诉讼，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治理与检察建议，督促该网络企业进行整改。在“回头看”时发现，企业已设立未成年人保护模式：未成年人上线进行盲盒交易需实名认证，监护人可设置交易金额限制。

　　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立了“网络保护”篇章。聚焦当前未成年人与网络息息相关的新情况新形势，我们制发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聚焦防沉迷设置、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给网络企业，希望为未成年人筑牢网络保护屏障。

　　记者：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网络化等新态势，您在办案过程中与老一辈未检人相比，做了哪些不一样的调整？

　　徐丽春：以往未检工作可能主要聚焦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后来视角逐步扩展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再到当前的“四大检察”综合履职以及“六大保护”融会贯通。希望通过全方位履职，实现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当前工作主要体现为“两个多”：多问几句，不仅关注案件事实本身，更深入探究行为背后引发违法犯罪的一些根本性社会问题，促推进一步治理；多做几步，在发现问题后，运用多种方式化解导致偏差行为的社会、家庭等方面的根源性问题，通过检察履职撬动齐抓共管与协同治理，让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变得更好。

　　记者：顾主任，您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从周老师那代人身上，您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顾琤琮：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敢为人先的精神。从1986年6月，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在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组建，到1992年8月，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有独立建制的未检科，每一步都是从无到有、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的过程。每次看到周小萍老师、丁永龄老师这些前辈们，（看到）他们工作时候的那些老照片的场景，看到他们留下的手写的一些像未检科的科训、很厚的那些工作笔记，还有他们留下的当时鼓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那些来往的信件，都是非常感动和触动的。感动于他们一切为了孩子的非常真诚、非常真心的初心，也感动于他们每次都是“我去多做一点、我多走一步、我再试一试”的勇气，是多年如一日的奉献。我想这种为了孩子、敢为人先的精神，多做一点的精神，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顾琤琮：今年是我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第20年。我也亲历了全国首个省级检察院未检处的诞生和成立，上海成为首个三级检察院都有独立建制未检部门的省市。这20年，我觉得上海未检最主要的就是接续奋斗、守正创新。在国家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分析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更好的奋斗姿态、创新意识去推动未检工作在新的发展阶段更高质量发展。

　　我们身处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未检工作的发源地，又在积极推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检察履职嵌入超大城市方方面面的治理当中：一方面要对标国际最高的未成年人保护标准，另一方面要符合国情、适应城市发展，让检察履职始终跟时代同脉搏，跟孩子们的需求同步推进。

　　记者：徐检察官，站在未检工作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作为年轻一代，您将从哪些方面推动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徐丽春：随着工作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感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尽责，共画保护“同心圆”。从办案实践出发，我认为未来尤其需要在网络空间保护方面凝聚更多合力，运用更多元的手段来治理好网络空间。

　　记者：听你们讲完，我有一个感觉，未检这40年，其实就是一代代检察官弯下腰、听孩子说线年。谢谢三位，也谢谢所有愿意为了孩子弯下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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